一、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文名：Ray Huang，1918年－2000年1月8日），歷史學家，生于湖南長沙，1936年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后，時僅就讀大學一年級的他決定輟學，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后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后黃仁宇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新聞系，分別于1954年與1957年獲學士與碩士學位，之后轉攻歷史系，并于1964年獲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為《明代的漕運》）。曾先后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他的代表作有《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十六世紀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等，并參與《明代名人傳》、《劍橋中國史》、《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

黃仁宇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是其倡導的大歷史觀（macro-history）。這是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它是對于英美微觀剖析歷史方法的一種反動，強調不通過對歷史人物短暫生涯的探究和歷史事件的孤立分析來研究歷史，而是要通過對當時歷史社會的整體面貌分析和把握進行歷史研究，掌握歷史性社會的結構性特點。例如在《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中，他不探究歷史人物的善惡忠奸，而是把他們放到整個明代的社會框架中進行研究，強調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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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邏輯關系和政治文化構架。

二、全書架構

《萬歷十五年》一書為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采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全書分為七個章節，基本每一章節都圍繞一個典型人物展開敘述，全書共涉及萬歷皇帝、大學士張居正、首輔申時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以及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他們分別代表的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內閣和官僚體系，軍事組織以及思想體系，這構成了萬歷年間支撐帝國社會大廈的基石。作者通過分析這幾個人物的政治和生命歷程，旨在探尋他們產生悲劇的歷史規律。

萬歷十五年，這一年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實為中國歷史上平平淡淡的一年，但這平靜之下卻暗流涌動，很多歷史學家對這一年感興趣，在這一年，萬歷皇帝開始徹底消極怠工，不問朝政；顯赫一時的大學士張居正已被抄家，遭遇了死后最為嚴酷的清算，申時行任首輔已達四年半，深諳調劑折中原則的他依然無法協調與文官集團的沖突；南京督察院右都御使海瑞去世，死后僅留下白銀20兩，不夠殮葬之資；抗倭名將戚繼光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哲學家李贄剃度為僧。

一如作者在全書序言中指出的上述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鄭貴妃、福王常洵等，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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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作者精辟的指出：“中國兩千年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下述通過對歷史人物的分析，來闡述這一論斷。

三、人物介紹與分析

（一）萬歷皇帝

萬歷皇帝9歲即位，20歲親政。至1587年，年僅24歲的他已經登基馭宇長達15年，作者筆下的萬歷皇帝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在首輔張居正的親自教導下成長。親政之后的他勤于政務，勵精圖治，力圖開創一個“萬歷中興”。但就是這樣一位本可以大有所為的少年英主，卻保持著令人咋舌的近三十年不上朝的歷史記錄，被稱為“活著的祖宗”。如此大的轉變使得諸多史學家迷惘錯愕，作者則以其自己的視角對這一歷史現象作出闡釋。

作者認為，皇帝的職位是一種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但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人，皇帝已漸次退化為權力的象征。而明朝自開國皇帝朱洪武開始，便已經有意識的重用文官，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到萬歷年間早已形成了一個成熟的文官集團。皇帝在諸多事情上無法與強大的文官集團抗衡，萬歷皇帝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到即使自己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產物，一個權力的象征，一個空具形體的傀儡。這一矛盾最終在立國本的問題上集中爆發。

中國幾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律和技術，封建統治者已經諳熟，統治一個龐大的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于運用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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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力量維持尊卑有序的格局。在繁復的社會事務面前，政府不斷通過強化道德的觀念作為處理問題的手段，將本該用法律解決的問題歸結到道德上去，不免產生無盡悲劇。

雖然萬歷皇帝想依據自己的意志立儲，但他又深知即使自己作為皇帝，也無法挑戰千百年來繼承的長幼之序。由于無法立自己最寵愛的妃嬪鄭氏之子為儲，萬歷索性把立儲的問題束之高閣，消極怠政。這反應出的問題是皇帝自主決定的權利已經被壓縮到最小的限度，心有余而力不足，所做之任何決定都要受文官集團的牽制，必須符合文官集團的利益，這漸漸將皇帝對政事的熱情消減為零，與其沉浸在幾乎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都難以實現的痛苦中，不如選擇無為而治，這種怠政無疑是他對朝堂上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但這種報復最終導致了一個朝代的沒落。

（二）大學士張居正

張居正在歷史上以偉大的改革家形象出現，對于萬歷皇帝而言，亦師亦父，萬歷自9歲登基時起，就活在張居正的影響之下，也正是這樣的歷史機緣，賜予張居正權傾天下的能量，能夠左右皇帝的思想，借皇帝的權利實施自己的抱負。

張居正才華橫溢，敢于改革，推行著名的“一條鞭法”和“考成法”，旨在簡化稅制，減輕農民負擔，督促官吏恪盡職守。但他又是一個獨斷專行，待人苛刻，生活極盡奢侈，報復欲強烈，表里不一，道德并不高尚的人。簡言之，歷史無法用簡單的好與壞的標準來界定張居正，只能說他是一個及其復雜，深諳玩弄權術之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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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祖制要回家丁憂三年，但張居正不愿放棄苦心經營多年的權傾一時的局面，又介于皇帝和皇太后的挽留，于是選擇奪情。這無疑給張居正以后的悲劇埋下伏筆。在法治的力量有一定限度的時代，道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個人只要懂得忠孝六節，他就自然地會正直而守法。現在要是皇帝的老師不能遵守這些原則，把三年的父母之喪看成無足輕重，自然不能使億萬小民心悅誠服。

萬歷十年，張居正去世，一代偉大的政治家就此退出歷史舞臺，但關于他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自幼生活在張居正陰影下的萬歷多年以來積攢的憤怒集中爆發，加之張居正諸多激進的主張與文官集團的保守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諸多臣子借勢極盡彈劾，與張居正的清算正式拉開了帷幕。皇帝的震怒于這一位高權重之士背后的貪婪，表里不一與對權勢的控制，這加劇了皇帝對現實的絕望。

他逐漸明白，倒掉張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張的人物中，一類人物強硬而堅決，但張居正的案件一經結束，他們立即把攻擊的目標轉向皇帝。在勸諫的名義下，他們批評皇帝奢侈懶惰，個人享樂至上等等。總而言之，他們要把他強迫納入他們所設置的規范，而不讓他的個性自由發展。另一類人物則干脆是為了爭權奪利。他們利用道德上的辭藻作為裝飾，聲稱只有他們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來暴露張居正集團的本質。在其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來的大批職務，他們就當仁不讓，安排親友。這也難怪乎萬歷逐漸在絕望中淡出朝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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