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僵局，一般是指因為股東或董事之間存在矛盾，股東會或董事會無法召集，不能形成有效的決議，公司決策機制失靈。有關公司僵局的司法處理，公司法以及相應的司法解釋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指南，但是通過公司章程的設計來預防公司僵局則是更好的事先措施。

　　從兩個案例談起

　　第一個案例是真功夫案。來自東莞的真功夫品牌是我國中式快餐行業的一個成功典范。創始人蔡達標和潘宇海及其家人之間的瓜葛和歷年的演進如同一場大戲，令人噓唏不已。而公司的家族式股權結構及因此導致的一系列糾紛和訴訟也成為公司僵局的范例。2007年之前，蔡、潘各占50%的股權。2007年引進風險投資后，蔡、潘二人實際控制的股權比例仍然均等，為47%。如此對等的比例，在公司創始之初和成長階段，是家族企業成員之間利益平等、協同作戰的體現。但是在股東之間出現分歧之后，公司難以形成合法的決議。在真功夫案中，分歧尖銳地體現為一方對另一方在管理和運營上的封鎖、阻礙，并因此采取了非法行為，最終導致司法刑事介入。2014年6月7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二審判決，蔡達標構成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刑期為14年。但是蔡、潘及其家人之間對于公司控制權的糾紛遠未結束，也許更多的爭斗仍將進行。

　　另一個案例是娃哈哈與法國達能公司的合資糾紛。早在1996年，尚在成長壯大的娃哈哈與法國食品業巨頭達能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娃哈哈的股權比例為49%，達能在受讓了另外一家股東的出資后、控股比例達到51%。達能雖然占控股地位，但是合資公司的運作和管理都在娃哈哈的控制之下。其后，娃哈哈發展成為著名商標，而合資雙方也開始發生分歧，主要根源在于娃哈哈商標是否應該為合資公司獨家使用。就此，雙方展開了曠日持久、遍及全球的一場大戰。據當時新聞報道，從2007年開始，達能在瑞典、美國、英屬維爾京群島（BVI）和中國香港等地提起了針對娃哈哈和其創始人宗慶后的90余起訴訟及仲裁。因為雙方在工業界的顯著地位，這場糾紛甚至引起了中法兩國政治領導的關注和介入。最終，雙方在2009年9月30日達成和解方案，終止合資關系，達能將其在合資公司中的51%股權出|售給娃哈哈。

　　真功夫和娃哈哈的僵局糾紛各有不同，起始原因、解決方案都不一樣，但其實質都是因為股東對公司都沒有絕對的控制權，在雙方發生沖突時，無法以正常的方式維持公司的運營和決策，而只能通過其他非正常手段或外力來介入干預。我國經濟發展加快和深化的過程中，各類公司的創建和運營活動不斷活躍，因為公司僵局而產生的股東間的糾紛也顯著增加，因此，公司的創始人或所有權人有必要理解如何預防公司僵局的發生，以及僵局發生后可能得到的司法救濟。

　　公司僵局的產生原因

　　股東主要通過表決權行使在公司的決策權。公司僵局的產生根源在于表決權無法行使或不能達成合法決議。我們先來看看《公司法》有關表決權的規定。以有限責任公司為例，“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42條）。“股東會會議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的決議，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的決議，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第43條）。“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除本法有規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規定”（第48條）。

　　股份有限公司的相應規定則不同。第一，就特殊事項（修改章程、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而言，和有限責任公司一樣，須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第103條）。但是不同的是，對其他非特殊事項而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大會決議必須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過半數通過，而不是可以由章程另行規定。董事會的表決也不是由公司章程規定即可，而是“應有過半數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第111條）。

　　上述的不同，原因在于股份有限公司是資合性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是人和性公司。因此法律賦予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更多的自治權。

　　在實踐中，公司的章程大多規定由半數以上有表決權的股東來形成決議。董事會的表決原理也是類似的過半數原則。這種“資本多數決”的原則歷史悠久，也比較合理，因為它體現了股份平等。但是，往往也是該資本多數決原則導致公司無法形成合法決議，形成僵局。

　　例如，公司為兩個股東所有，持股比例各半。在過半數才能通過決議的情況下，如果股東雙方不能取得一致，則無法達成任何決議。真功夫的糾紛正源于此。另外，如果一個股東的持股比例高于三分之一，則就公司的特殊事項而言，沒有該股東的同意，其他持有近三分之二股本的股東也無法就該等特殊事項通過決議。

　　另外，除了資本多數決的原理可能導致公司僵局，在風險投資和合資項目中比較常見的是優先股東的一票否決權或合資一方對某些事項的否決權。就這些事項而言（往往是涉及公司運營的重要事項），未取得優先股東或合資一方的同意，都無法形成決議，而不論這些優先股東或合資一方所持股權比例為多少。

　　同樣的，在董事會的召集和議事規則上，類似上述股東會的規定也往往導致無法做出決議，使公司陷入僵局。

　　公司僵局的事先預防

　　既然公司法賦予了公司股東（特別是有限責任公司）在制定章程方面較大的自治權，而股東會或董事會的表決規則往往是形成公司僵局的原因，那么，事先預防的最佳辦法應該是認真設計公司章程，減少和避免公司僵局的產生。

　　實踐中比較常見的卻是公司股東們對公司章程的設計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是照著別人的范本復制一遍，并沒有認真考慮自己的需要，或者征得律師的建議。當然，也有的公司創立人并不了解在章程制定上所具有的自治權，以為都是法律強制規定，自己不能加以改動。另一方面，很多情形下，公司股東在成立之初都有著共同目標和良好的關系，沒有意識或沒有愿望去對將來可能發生的糾紛和沖突進行仔細探討，正如結婚時人們往往認為簽署一份離婚協議是傷感情的事。

　　為了預防公司僵局，股東們應該在公司章程制定時針對自身的需要和對未來發展的預測，合理設置股權結構。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對公司處于絕對控股的地位，或者，即使股份在將來稀釋之后，仍然可以通過特別設計的表決機制或董事會選任機制來維護自身的決策權。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正是這樣一個范例。為了使阿里巴巴創始人團隊在公司境外公開上市后、股權比例不斷稀釋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對公司的絕對控股權，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可以確保其合伙人提名過半數的董事會成員，從而控制公司的運營決策。

　　在很多時候，一名股東沒有辦法在股本上實際絕對控制公司，那么應該如何設計章程呢？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那么此條規定是否可以理解成公司章程可以規定股東不按照出資比例，而由部分股東享有類似境外公司法下的超級投票權（比如，創始人股東的一般可以擁有多倍于普通股股東的投票權）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在學術論文和實踐中也鮮見對這種超級投票權的支持。一般的理解是，該條的“章程另有規定”，是指可以按照股東人數的比例行使表決權，而不論其持股比例為多少。但是，比例數應該是可以約定的，即可以少于50%。此點在實踐中從某些地方工商局所提供的章程范本可以得到印證。

　　當然，從保護中小股東的角度看，可以在章程中規定對表決權的限制措施，比如，股東持有股份達到一定比例時，減少其投票權的數額。或者，股東或董事在所表決的事項上如果與公司存在利益沖突，可以要求其回避，不參與投票。再者，中小股東對特殊列舉的事項行使一票否決權。對于意欲控制公司的大股東來說，則一定要避免或放松如此限制。

　　除了在股本設計上考慮，也可以在章程中進行其他規定，以避免僵局的發生。例如，可以借鑒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在董事會中增加獨立董事，以避免董事會上雙方勢力均等而形成僵局。再比如，借鑒美國法院審理公司僵局案件的一種做法，在章程中規定如果發生公司僵局，可以設立臨時管理人并由該管理人對公司的運作進行臨時管理。另外，公司發生僵局后可以規定股權強制轉售，即大股東可以要求持反對票的中小股東將其權份轉售給公司或大股東，并且一定要對轉售的價格確定做清晰和細致的約定，事先預測到所有的步驟上可能發生的問題并一一形成解決方案，以確保其可行性。

　　有學者提出，應該在立法或司法層面推行示范章程制度或強制性推定條款制度，即如果按照公司章程無法達成有效決議，應該適用示范章程制度或法律規定的強制性條款，而不是任由公司陷入僵局。對于沒有形成認真擬定公司章程習慣的公司及其所有人來說，也許這個制度對于避免公司僵局來說是一個有益的方向。

公司僵局的事后救濟

　　事后救濟即司法救濟，通過起訴由法院進行司法干預。權益受到侵害的股東在僵局發生后，應該如何做，又可能得到怎樣的司法救濟呢？

　　2005年公司法和2008年司法解釋并沒有提到公司僵局的字眼，直到2012年4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二批指導性案例的第8號（林方清訴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糾紛案），才正式使用公司僵局的說法。與公司僵局緊密聯系的另一個概念是公司解散。公司法在2005年修訂之前，也沒有關于司法介入解散公司的規定，并且法院實踐也對公司裁判解散持否定態度。各地法院對股東訴請解散公司的案件，大多做駁回起訴處理。

　　2005年公司法第183條（2013年版為第182條）規定：“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為加強該規定的可操作性，200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具體解釋了可以認定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的三種情形：第一，公司持續兩年以上無法召開股東會議；第二，股東表決時無法達到規定的比例，持續兩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東會議決議；第三，公司董事長期沖突，且無法通過股東會議解決。

　　據此，如果公司僵局形成，一方股東可以提供上述證據，要求解散公司。但解散公司畢竟不僅對股東有重大影響，更涉及到公司職工的就業等具有社會影響的問題，因此法院一般盡可能通過股東離散而非公司解散的方式來處理。該司法解釋還規定在審理解散公司訴訟案件時，應當注重調解，并支持由公司或者股東收購股份，或者以減資、分立等方式使公司存續。據福建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張學文博士的一項報告，通過對從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的129個公司解散糾紛案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1）公司現狀與法院裁判結果之間具有非常明確的相關性：當公司現狀正常時，法院一般不會判決解散公司；相反，當公司現狀不正常時，法院則更傾向于判決解散公司。（2）法院在審理公司解散糾紛案件時，主要采用公司現狀的標準，即法院似乎更關心公司現狀是否正常，即便公司治理已發生僵局。（3）法院更愿意促成當事人協商解決，而且將少數股東的股權進行收購是最受歡迎的解決方法。該報告認為，司法介入公司解散在多數情況下并不能直接解決股東之間的糾紛，其更大意義在于對公司和多數股東的威嚇作用，使得少數股東在與公司和多數股東的博弈中增加其討價還價的能力，并最終使其能夠以更好的條件從公司退出。

　　201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指導性案例，其中的案例8號正式使用了公司僵局的說法。該案中，凱萊公司的兩個股東各持公司50%的股份。由于矛盾激化，兩個股東無法召開股東會，也無法形成有效的股東決議。公司仍在經營，并且還處于盈利狀態，原告股東提起解散公司之訴，但是為一審法院駁回。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解散凱萊公司，并指出，判斷公司的經營管理是否出現嚴重困難，應當從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及監事會或監事的運行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公司雖處于盈利狀態，但其股東會機制長期失靈，內部管理有嚴重障礙，已陷入僵局狀態，可以認定為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這一點，不同于上述實證研究所發現的法院主要采用公司現狀的標準來認定僵局案件，也就是說，即使公司現狀似乎良好，甚至盈利，但是如果公司決策機制出現僵局，法院是可以解散公司的。

　　對公司創始人來說，如何保持對公司的控制權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考慮。隨著公司的發展，引入外部投資，直至公開上市，創始人的股份比例在稀釋后如何維持其對公司的控制，我國的公司法沒有提供類似境外超級投票權的機制，但是公司仍然可以通過在章程里規定獨立董事、臨時管理人、強制回購等措施，盡可能避免公司僵局的發生。如果僵局一旦發生，一方股東可以申請由法院解散公司，但是實踐中法院本著穩定公司運營的指導，會盡力促成和解，或者由大股東收購小股東的股份，使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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