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是于連的最終歸宿，階級出身就決定了于連縱再腹有詩書、憤世嫉俗，再心高氣傲、尖酸刻薄，再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終是斗不過這勾心斗角、壁壘森嚴、等級嚴苛的上層社會，斗不過這道德風氣日益敗壞的社會。

于連的性格和觀念是復雜的，矛盾的，但符合情理。他對身世的自卑和抱怨常常被他想向上爬的勇氣和膽量給打敗，而他的勇氣和膽量常常又被自卑給深深影響;他對等級森嚴的上層社會是向往的，想實現其雄偉的野心，但他又對上層社會的虛偽、狡詐充滿憤怒且一針見血的譏評，想同其劃清界限，時時保持自律;他渴望通過自身努力取得輝煌成就時的那種志得意滿的感覺，但他一遍又在嘲笑那些世襲爵位蠅營狗茍、碌碌無為的民族貴胄;

自身地位的卑微對其性格行為的深刻影響，讓于連的行為和觀念始終與上層社會王公貴族名媛淑女的格格不入;他在世俗社會和官場上空有才華和野心，卻無與其斗爭的經驗、謀慮和遠見;他對世事的言語一針見血、鋒芒畢露，卻不懂得藏拙露怯，政治立場單純、政治熱情肆意，不懂得收斂和韜光養晦。

空有才華和野心的于連在那樣一個時代是無法實現其抱負的。對拿破侖的崇拜是激情式的，他為愛情而選擇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是激情所致，亦是其向自己野心的妥協，疲憊不堪于政治角逐的明證。死對他是解脫，也是讓其紛亂的心理斗爭達成和解的唯一途徑(活著的時候是無法達成和解的)。

于連無疑是勇敢的、聰慧和才華超眾的，但其又是一個富于激情、善走極端和自我極其壓抑的人，書中隨處可見的、繁復的、富于激情的心理斗爭描寫就足以體現其這樣的性格，若不通過對其各方面極端的大量描寫或陳述，就不足以反映當時社會的腐舊以及對人性的恣意殘酷扼殺的程度。

三言兩語不足以表達出自己全部的認識，更何況自己的認識是何其的淺陋，書記于此，這些淺薄的識見有待通過時間和對經歷的領悟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