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羅丹作品要來中國了，他的《思想者》，他的《地獄之門》，他的《青銅時代》，他的《加萊義民》，他的《吻》……這些作品將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羅丹的國家法國，在巴黎瓦雷諾大街的羅丹博物館，當座落在庭院內的《思想者》被一輛藍色大吊車長長的吊臂輕輕吊離基座裝進木箱時，數百名法國藝術名人默默注視著他，無數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一齊對準了他的緩緩升起。他們為他送行，他們都知道，這座巨大的銅像斑駁的雕塑自一九7六年安放在這里以來，從未離開過故鄉。現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遠足。他初次遠足選定的目標便是東方的中國。

把法國最偉大的青銅作品介紹到具有偉大的青銅文明的古老中國，也許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了。這又仿佛是羅丹生前的一樁心愿，因為神秘的東方藝術也曾經給過他強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車去北京看羅丹。

小時候我就看過羅丹，當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兩件作品給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寬大睡袍，顯出任意散漫著的巴爾扎克;一件是筋肉松弛的****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經很不明白為什么羅丹要將兩位大作家弄成這樣。在孩子的眼中，他對他們二位顯得太隨意了。成人之后才發覺羅丹是多么坦率的對待了他這兩位法國朋友，而他這兩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羅丹把他們弄成這樣。有本書中曾經提到，巴爾扎克認為羅丹只有把他弄成這模樣，他才是真正的巴爾扎克。于是至今每當人們提及巴爾扎克和雨果時，我眼前掠過的首先不是他們的著作，而是羅丹手下的那個“他們”。我想這便是他們作為藝術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識與見地吧，是這種卓識和見地掠奪了觀眾的記憶。羅丹具備這種掠奪觀眾記憶的力量，他掠奪了我的記憶，他在我心中就日漸偉大起來;他占有了我的記憶，我的記憶里便永遠有了羅丹。

春風和煦，陽光明媚，我在中國美術館門前安靜地排著隊等待購買門票。長長的隊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順和與規矩，似乎來看羅丹的人們是有約在先的，人們在一瞬間變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見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術館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著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頂。他坐在岸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著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顎，咬肌緊張地正陷入著沉思。這本是一個眾人熟知的形象，這個幾乎有點程式化了的姿式乍一看去，甚至沒能喚起我的新奇之感。而當我繞到他的背后時才真地激動起來，我驚訝于羅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傾注的良苦用心：原來在這面寬厚、雄健的脊背上，組織明確的肌肉群如洶涌的波濤正有節律地涌動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羅丹在創作之初何以能擺脫詩人但丁原型的束縛，把身著裙裝、面龐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換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這位肌肉發達、強壯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許溶入了藝術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從雄健的身體里發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體才有產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羅丹不忽略思想者的頭顱，但他更傾心于支撐這頭顱的軀干。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現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觀眾冷淡著的脊背上初次發現了一個完整的思想者，在這面脊背上，他那緊張而痙攣著的每一個細胞都使我生出的一種全新的幸福感。我很為這一瞬間，這個我獨自占有的瞬間而滿足。繼而又想到，面對一件偉大的作品，人們都在人云亦云時，議論的或許都是它那被觀眾(或讀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對于它的背面卻每每會粗心地忽略過去，盡管作者曾經苦心用盡地去經營它的背面。如今一個完整的《思想者》終于給了我能夠思想的力量。

能夠思想著是美麗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運的吧?

我感覺到了幸運，這幸運來自一個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覺到了幸運，還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與我的兩位同行不期而遇。他們是山西作家蔣韻和李銳夫婦，他們說，他們也是專門乘火車趕來北京看羅丹的。雖然山西、河北兩省相鄰，我們卻已有幾年不見。

我們驚喜地互相注視著，眼前掠過著陌生的觀眾，身后有“青銅時代”、“加萊義民”和克洛代爾美麗的軀干。羅丹包圍了我們，令我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本是共同赴了羅丹之約而來，只有羅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們從各自的城市聚到這里。

我們驚喜地互相注視著，不提羅丹，也不提他為我們創造出一切神奇。我們甚至沒說什么話，我好像害怕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羅丹面前我們無需語言，我們都已明了思想著才是美麗的。

人生的奢侈卻原來是極為有限的，《思想者》們能夠遠涉重洋落坐于古老的北京已經不易，我能夠親眼目睹這些人類的奇跡，我還能夠在這奇跡面前與久違了的外省友人相遇，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緊的不在于這奢侈轉瞬即逝，要緊地在于你真的奢侈過，即使羅丹已回故鄉，即使友人也離你而去。

入冬時節，蔣韻從山西打來電話又說起羅丹，她告訴我說，我們去看羅丹那天是三月十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們各自的心里，都深深地感謝著羅丹。是羅丹約會了我們，是共赴羅丹之約，使我們得以收獲悠遠而長久的思想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