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出了一個絕妙的題目，實在是先得我心。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寫這篇文章的任務。

唐代的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今之學者亦然。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老師。“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沒有領進門的師傅，也是不行的。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傅。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患為人師”），但是我卻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于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面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

關于國內的一些老師，我曾斷斷續續地寫過一些懷念的文章。我現在想選一位外國老師，這就是德國的瓦爾德施密特教授。

我于1934年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在故鄉濟南省立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從1936年春天起，我從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曾旁聽過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課程，我當時就對梵文產生了興趣。但那時在國內沒有人開梵文課，只好畫餅充饑，徒喚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后，終于有了學習的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樂不可支。教授也似乎非常高興。他當時年紀還很輕，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更年輕，他剛在哥廷根大學得到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專家，專門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還懂漢文和藏文，對他的研究工作來說，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個中國人為什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從來也沒有問過我學習的動機和理由。第一學期上梵文課時，班上只有三個學生：一個鄉村牧師，一個歷史系的學生，第三個就是我。梵文在德國也是冷門，三人成眾，有三個學生，教授就似乎很滿意了。

教授的教學方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關于德國教外語的方法我曾在幾篇文章里都談到過，我口頭對人“宣傳”的次數就更多。我為什么對它如此地偏愛呢？理由很簡單：它行之有效。我先講一講具體的情況。同其他外語課一樣，第一年梵文課（正式名稱是：為初學者開設的梵文課）每周兩次，每次兩小時。德國大學假期特長特多。每學期上課時間大約只有二十周，梵文上課時間共約八十小時，應該說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第一學期就學完了全部梵文語法，還念了幾百句練習。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梵文恐怕是語法變化最復雜、最煩瑣，詞匯量最大的語言。語法規律之細致、之別扭，哪一種語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個小時內學完全部語法，是很難想象的。這同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是分不開的。

第一次上課時，教授領我們念了念字母。我順便說一句，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啰唆的，絕對不像英文字母這樣簡明。無論如何，第一堂我覺得頗為舒服，沒感到有多大的壓力。我心里滿以為就會這樣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課就給了我當頭一棒。教授對梵文非常復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名詞變化規律他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后面附上的練習來。這些練習都是一句句的話，是從印度梵文典籍中選出來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種死文字，不像學習現代語言那樣一開始先學習一些同生活有關的簡單的句子，什么“我吃飯”“我睡覺”等等。梵文練習題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脫離現代實際，理解起來頗不容易。教授要我讀練習句子，字母有些還面生可疑，語法概念更是一點兒也沒有。讀得結結巴巴，譯得莫名其妙，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發火。下了課以后，就拼命預習。一句只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做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被充分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發越小了。我嘗到了甜頭。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國還學習了幾種別的外語。教學方法都是這個樣子。相傳19世紀德國一位語言學家說過這樣的話：“拿學游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游泳就學會了。”這只是一個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點兒夸大，但道理不能說是沒有的。這就是瓦爾德施密特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個也是最深刻的一個印象。從那以后，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為止，我每一學期都必選教授的課。我在課堂上（高年級的課叫作習彌那爾）讀過印度古代的史詩、劇本，讀過巴利文，解讀過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梵文語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規律都必須認真掌握，絕不允許有半點兒馬虎和粗心大意，連一個字母他都不放過。學習近代語言，語法沒有那樣繁復，有時候用不著死記，只要多讀一些書，慢慢地也就學通了。但是梵文卻絕對不行。梵文語法規律有時候近似數學，必須細心地認真對付。教授在這一方面是十分認真的。后來我自己教學生了，我完全以教授為榜樣，對學生要求嚴格。等到我的學生當上了老師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丟掉這一套謹嚴細致的教學方法。教授的教澤真可謂無遠弗屆，流到中國來，還流了幾代。我也總算對得起我的老師了。

瓦爾德施密特教授的專門研究范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在這一方面，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于新疆貝葉經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里面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致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計數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良傳統。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系：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系是斯拉夫語文系和英國語文系。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面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后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某一個教授做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里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并給他博士論文題目。

對我來講，我好像是沒有經過那樣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第四學期念完，教授就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我聽了當然是受寵若驚，立刻表示愿意。他說，他早就有了一個題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問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時候對梵文所知極少，根本沒有選擇題目的能力，便滿口答應。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佛典《大事》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語，是一種亂七八糟雜湊起來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語言發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對這種語言感興趣，其基礎就是當時打下的。

題目定下來以后，我一方面繼續參加教授的習彌那爾，聽英文系和斯拉夫語文系的課，另一方面就開始讀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我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還要查閱大量的圖書雜志，忙得不可開交。此時國際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不但黃油和肉幾乎絕跡，面包和土豆也僅夠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黃油和面包都摻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禮貌的。但在當時，在電影院里，屁聲相應，習以為常。天上還有英美的飛機，天天飛越哥廷根上空。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炸彈落下，心里終日危懼不安。在自己的祖國，日本軍國主義者奸淫擄掠，殺人如麻。“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書的。家里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這種內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爾睡上一會兒，也是噩夢迷離。有時候夢到在祖國吃花生米，可見我當時對吃的要求已經低到什么程度。幾粒花生米，連龍肝鳳髓也無法比得上了。

我的論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寫下去的。我想，應當在分析限定動詞變化之前寫上一篇有分量的長的緒論，說明“混合梵語”的來龍去脈以及《大事》的一些情況。我覺得，只有這樣，論文才顯得有氣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種語言寫成的論文，做筆記，寫提綱。這個工作同做卡片同時并舉，經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終于寫成了一篇緒論，相當長。自己確實是費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文章分析源流，標列條目，洋洋灑灑，頗有神來之筆，值得滿意。我相信，這一舉一定會給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說不定還要把自己夸上一番。當時歐戰方殷，教授從軍回來短期休假。我就懷著這樣的美夢，把緒論送給了他。美夢照舊做了下去。隔了大約一個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內把文章退還給我，臉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沒有說話。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覺感到情勢有點兒不妙了。我打開稿子一看，沒有任何改動。只在第一行第一個字前面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一行最后一個字后面畫上了一個后括號。整篇文章就讓一個括號括了起來，意思就是說，全不存在了。這真是“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掉了。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這時候教授才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都是別人的意見，根本沒有你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面面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你重復別人的話，又不完整準確。如果有人對你的文章進行挑剔，從任何地方都能對你加以抨擊，而且我相信你根本無力還手。因此，我建議，把緒論統統刪掉。在對限定動詞進行分析以前，只寫上幾句說明就行了。”一席話說得我啞口無言，我無法反駁。這引起了我激烈的思想斗爭，心潮滾滾，沖得我頭暈眼花。過了好一陣子，我的腦筋才清醒過來，仿佛做了黃粱一夢。我由衷地承認，教授的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體會到：寫論文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寫規模比較大的學術論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劇烈的打擊。然而我感激這一次打擊，它使我終生頭腦能夠比較清醒。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見寫論文，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空洞的廢話少說、不說為宜。我現在也早就有了學生了。我也把我從瓦爾德施密特教授那里接來的衣缽傳給了他們。

我的回憶就寫到這里為止。這樣一個好題目，我本來希望能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卻是事與愿違，文章不怎么樣。差幸我沒有虛構，全是大實話，這對青年們也許還不無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