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婚戀行為受到社會普遍關注。
男大學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學生更在意自我發展機會
女性更偏好來自機關事業單位的配偶或外企配偶;對男性而言 ,如果潛在配偶在外企或民企工作反而是個減分項
男性對于配偶外貌的排序高于女性;女性對于房產、教育的排序高于男性
男性對婚育更加期待;女性則對婚育風險 ,特別是生育風險的感知大于男性
“當今中國處于社會快速轉型階段,其中最引⼈注目的變化之⼀便是青年⼈的婚戀行為及婚戀觀念。大學生作為青年⼈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全社會關注的重點。準確、全面、深⼊地了解和把握當代大學生的婚戀情況非常有必要。”近日,在由中國⼈民大學⼈⼝與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民大學家庭與性別研究中心等主辦的“中國大學生婚育觀研討會”上,中國⼈民大學⼈⼝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闡述了研討會舉辦的重要意義。會上,多位專家學者就互聯網時代下大學生的婚戀觀、擇偶偏好以及網絡行為等話題展開深⼊討論。
大學生選擇配偶看重經濟實力
會上,中國⼈民大學家庭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展示了大學生婚育觀相關調查報告。調查抽取的樣本來自30所高校,包括4所雙⼀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專科院校,覆蓋22個省份26個城市,有效問卷共9775份,具有充分的 代表性。
調查結果如下:首先,大學生仍然對婚姻和生育有所期待,但婚育的價值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其次,大學生面臨的婚育阻力較大,且呈現出顯著的性別需求差異。男大學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學生更在意自我發展機會,這體現了不協調的性別觀念轉變進程,所以必須考慮統合兩性需求的公共政策。另外,大學生整體精神面貌積極樂觀,但焦慮問題也普遍存在,同時,互聯網從各個維度影響塑造了大學生的觀念,形成明顯的圈層文化。
為進⼀步探究大學生在擇偶和生育方面的態度,中國⼈民大學⼈⼝與發展研究中心講師王東暉發布了《當代大學生的擇偶偏好與生育觀:基于選擇實驗的發現》。
在擇偶偏好上,王東暉表示,大學生傾向于年齡小、長相佳、教育水平高、有房、獨生子女以及高收入的配偶。但男女對配偶的職業偏好不同:女性更偏好來自機關事業單位的配偶或外企配偶;對男性而言 ,如果潛在配偶在外企或民企工作反而是個減分項。
關于意愿支付價格,即你愿意放棄配偶的收入來換取他的其他屬性,你愿意放棄配偶的收入越多來換取的那項,就是你最需要的因素,并依次排序,調查結果顯示,由大到小的屬性依次為:年齡、房產、教育水平、外貌、是 否為獨生子女、職業。但男女偏好排序也是稍有不同,男性對于配偶外貌的排序高于女性,女性對于房產、教育的排序高于男性。
“總體而言,當代大學生對于配偶屬性的選擇偏好突出了經濟實力的重要性,但存在性別差異。”王東暉說,這反映了中國家庭的“變”與“不變”。
婚育觀需納入性別議題的討論
“大學生作為青年⼈中思維和行為最活躍的代表 ,引領著整個青年群體的婚育觀念。大學生婚育行為的變化 ,代表 著年輕⼈的變化潮流。”中國⼈⼝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原新表示。
原新非常關注兩份報告中關于兩性婚育觀差異的觀點,“兩份報告結果都顯示,女大學生比男大學生在婚育的心理和行為方面都表現得更加謹慎,體現在男性對婚育更加期待,女性則對婚育風險,特別是生育風險的感知大于男性。”分析原因,原新認為,⼀個是因為女性是生育的直接承擔者,另⼀個是受性別不平等因素的影響,女性仍然要從事更多的家庭照料、在職場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等,這讓女性感受到更大的生育壓力。
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同樣關注到兩性差異,她認為,對于大學生婚育觀念的討論,需要納入性別議題的討論,因為婚姻和生育本身就是兩性的問題。就目前情況看,特別需要營造⼀個良好的性別環境 ,比如女性普遍認為,生育可能會給自己在就業、升職、收入上帶來⼀些影響。而如果不能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困境,就不能解決女性在婚育方面的態度。“目前 ,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在多個階段都已經超過男性,如何把教育優勢轉化到勞動力市場,這會影響到女性相關的家庭行為。”
同時,原新非常認同李婷的《中國大學生婚育觀報告》中關于互聯網對大學生群體影響的結論。報告顯示 ,大學生休閑上網的平均時間為4.5個小時,而休閑上網時間越長婚育意愿越低。“休閑上網為4.5個小時,加上正常在網上的學習時間,⼀天中在電腦或手機上的時間很長。⼀方面對身體健康有⼀定影響,同時 ,勢必會減少線下⼈際溝通的能力和機會。而無論是戀愛還是婚姻,都需要線下真實的溝通和生活。”
報告還顯示,“沒有找到合適的⼈是大學生戀愛的最大阻礙”,於嘉此前曾聽到不少大學生表示“沒有良好的社交平臺”,因此她認為,除了線下時間的減少,交友渠道的限制也會阻礙大學生發展戀愛對象,進而影響他們的戀愛行為和意愿。
報告背后的多項內容值得進⼀步關注
“兩份調查報告有很多創新點,對年輕⼈未來的結婚和生育意愿,以及性別差異做了詳細的呈現 ,為今后的研究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參考。”中國⼈⼝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表示。他建議,對于作為未來生育主體的大學生,應該給予更多方面的關注,比如應增加婚育觀背后的原因分析、婚育觀背后的家庭和社會因素、婚育觀 與⼈生目標的關系、婚育觀與未來婚育行為變化的軌跡、影響婚育觀的中介機制等,“要加強縱向數據的收集和研究、挖掘調查結論的政策內涵。”
通過調查報告內容,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員劉漢蓉提出了三方面的期待,她表示,近年來,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不斷上升,但女性對婚姻的滿意度卻在不斷下降。如何解決婚姻對女性的吸引力,讓兩性之間達成對婚姻的共識,值得進⼀步探討。
調查顯示,不同網絡行為的群體有著不同的婚育觀,因此,劉漢蓉認為,要正確引導青年⼈的婚育行為,首先需要了解這個群體在互聯網背后的真正心理,才能得出哪個環節的政策干預對于青年⼈的影響最大、最有效。
同時,劉漢蓉提出,戀愛是自我成長過程中⼀個很重要的契機,有了戀愛才有之后的結婚生育。但目前的現實是,青年⼈的戀愛意愿和戀愛行為都有所減少,這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地方。
於嘉提出,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現狀會影響大學生群體的婚育觀念和意愿。“比如新聞里曝出的⼀些婚戀方面違法行為的處理結果,如果未來婚育的主力軍群體看到此類事件沒有好的處理結果和預期,勢必會影響他們的未來選擇。”
“我們現在雖然要鼓勵婚育,但也要尊重不同群體的需求,對于想生育的群體,我們要盡量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政策。對于不想婚育的⼈群,也要尊重他們的需求,社會導向要尊重大家的不同選擇。”於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