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是短暫的。似乎一過清明，夏天倏地就在眼前了。算來我到M醫(yī)院治療有一年多了，漸漸地和所有的醫(yī)護人員都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至于那些同病相憐的病友，其感情就更不用多說了。

現(xiàn)在的大醫(yī)院，都有從各地前來進修的大夫。M醫(yī)院也不例外，我在醫(yī)院治療的一年中，就曾見過五六位實習大夫。去年十月，M醫(yī)院來了一位福建的實習大夫。開始，我們并沒有過多的交流。一天，我?guī)�來十幾張由我編劇的話劇票，我問幾個護士、大夫誰有時間看，劇場就在醫(yī)院附近。原本，我想帶十幾張票就可以了。哪想，剛一張羅，那票馬上就被幾個護士搶光了。這時，幾個病友也提出要看。我說，如果大家非要看，明天后天晚上我去劇場門口，到時找工作人員帶你們進去。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轉過天來，傍晚七點多一點，我就來到劇場門口。看著許多熟悉和陌生的面孔魚貫而入，作為編劇，我非常地驚喜。有幾個年輕的朋友還專門買來鮮花向我祝賀。大約快到七點半，也就是話劇即將開演時，我看到劇場門口還站著幾十人，他們的表情十分焦急。那一刻，我很想找到劇場的經(jīng)理，希望他能大發(fā)慈悲，能讓那些人都進去。我甚至想，實在不行，我出錢買些票送他們吧。

就在我陪最后一個朋友要進入檢票口時，這時我看到在門口花籃的旁邊站立著一位穿著黑裙的女孩，她小聲地叫了一聲：紅老師!我一怔，在昏黃的燈光下，定睛一看，原來是到M醫(yī)院，具體說是我所在的病房實習的那個來自福建的大夫玲玲。我問：你怎么來了?玲玲說，我也想看你編的話劇。我說，好呀，那趕緊進去吧。玲玲見我如此，有點猶豫，說，我沒有票。我說，昨天在病房你怎么不跟我要呢?玲玲說，我剛來實習，跟您還不熟。再說，有那么多的人都想要票，我怕您為難。

玲玲是個還未婚的女孩。她家在福建閩西的山村，大學畢業(yè)，她應聘到一家醫(yī)療機構。在病房里，她不怎么與別人多聊天。我雖然沒怎么與她過話，但她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質(zhì)樸。我問玲玲就一個人來的嗎?玲玲點了點頭。我說，馬上就開演了，你跟我進來吧。

我和玲玲剛坐下，戲就開演了。演出中，玲玲就像她平常那樣，你不問她什么，她絕不多說一句話。就這樣，在戲演出結束后，我和導演、出品人等謝幕時，我對玲玲說，你幫我照幾張照片吧。玲玲嗯了一聲，就在原地擺弄起手機來。謝幕后，本來就該散場各自回家了。可是，幾個領導來了興致，非要和我們編創(chuàng)人員一起討論劇情。無奈，我只得示意玲玲她可以先回去了。

轉過天來我到醫(yī)院治療，我和玲玲加了微信。我問她對話劇印象如何?玲玲說，不好意思跟您說，長這么大我是第一次看話劇。以前在農(nóng)村只看過縣劇團的一些小戲，后來到城里上學，也沒有機會看話劇。過去只聽說過北京人藝演過《茶館》《龍須溝》。我說，我從小也在農(nóng)村長大，我第一次看話劇也是到城里工作后。不像我女兒，五六歲就開始看話劇了。玲玲告訴我，她這幾天還想再看一場，如果有可能，她要叫上在北京打工的表妹。我逗她，你有幾個表妹呀，都叫來吧。玲玲很興奮地給我發(fā)了個表情。

結束跟玲玲的微信，我的內(nèi)心不都是喜悅，更多的是惆悵。在我的這部話劇演出前的半個月，我曾經(jīng)給我的小學群、中學群發(fā)布過演出的預告消息，希望他們能走進京城的大劇院。可是直到演出前，也沒有一個同學跟我聯(lián)系。我知道，打我從小生長生活的東郊農(nóng)場，到劇場雖然開車只需要四十分鐘，可這四十分鐘卻仍然是城鄉(xiāng)差別難以逾越的一道坎。盡管我的同學、發(fā)小大都是拆遷戶，他們兜里有的是錢，他們寧可花幾十萬買一套組合家具，賣一套房買上奔馳汽車，甚至換兩三個媳婦，無論如何也不愿或者是不想走進城里的大劇院的，即使是我寫的戲，題材是寫我的家鄉(xiāng)的。

春節(jié)過后，我的戲因為疫情暫停演出。原想，等春天過后，北京的春天畢竟是短暫的，一切都將書歸正傳。可是，為了疫情不再出現(xiàn)，從中央到地方依然高度警惕，嚴防死守，任何文藝演出場所在相當長的時間仍然不能演出。而我在醫(yī)院結識的實習大夫玲玲，五一過后就該回福建了。

分手那天，是春天的黃昏。那一刻，她不再是穿著防護服的醫(yī)生，我也不是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療的患者。我們就像一對兄妹，彼此相望，我們什么都想說，又什么都說不出。我說，下次來北京，我請你看我新寫的話劇。玲玲說，下次，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時候。說到這里，玲玲哽咽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說，只要有信心，一切皆有可能。讓我們在心里永遠互相祝福吧。

玲玲走了。她是在春天的黃昏走的。我要謝謝她，她不僅看了我的戲，還期待著看我的下一部戲。其實，一部戲就是一次人生，就是一次希望啊!